我想，公眾的質疑主要還在于，盡管問題官員中不乏“洗心革面”的人才，但如此“習慣性”的“問責-復出”是否不太“嚴肅”？問責如此“前緊后松”，是否有“忽悠”公眾之嫌？自從非典事件以來，問責風暴不可謂不嚴厲。不過，一些地方官員也總結出了三十六計。第一計“以退為進”。除了部分被問責官員很快復出外，還有一些官員從被判死緩改為無期，又改為有期，過一段時間保外就醫，再后來就釋放了。第二計“魚目混珠”。“免職”“撤職”混淆使用。按照《公務員法》，“免去”職務并不是處分，“處分分為：警告、記過、記大過、降級、撤職、開除。”于是，“問責”成了“免職”，“免職”又成了“免責”，最后成了“帶薪休假”。從黑磚窯事件、甕安事件，到宜黃事件、阜陽奶粉事件、上海大火中，公眾不難看到短短數月休假就急著“帶病上崗”的“閃電俠”。